以身许国的科学家

12月25日，我们向中国物理学界一代宗师王淦昌道别的日子。阳光特别灿烂，照在松枝上，照在淡青色的路面上，金光闪闪，五颜六色，从我们出发的地点一直铺向八宝山革命公墓的苍松翠柏间。人流、车流络绎不绝，却又是那样的宁静、肃穆。王老的遗体安卧在鲜花丛中，脸色红润，神态安详。一种奇特的感觉，猛然间从我心头升起：这位立誓“以身许国”的科学家，他走得多么从容，一如生前的每一次出征。

1961年的初春，一架国际航班载着一位科学家对祖国的忠诚，降落在北京机场。不久，这位科学家受到了二机部部长的特殊约见。部长对他说：“今天请你来，是想请你做另一件事，这件事情与杜布纳的事情完全不同——请你参与领导研制中国的原子弹！”

离开实验核物理，离开长期从事的基本粒子研究，去搞核工业技术，这就意味着要改变专业。对于一位五十多岁，在本专业有了相当成就的科学家来说，这种改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这位科学家沉思了一会儿，缓慢而有力地回答：“我愿以身许国！”他就是我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王淦昌。其实，王淦昌对祖国的热爱与忠诚早在30年代就掷地有声了。

1934年，日本侵略中国的年代，在欧洲留学并因在中子的发现中提出过重要建议等一系列科学成绩而小有名气的王淦昌却要从欧洲回国了。有人劝他：“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你是科学家，中国没有你从事科学研究的条件，你是不是不要回去？”王淦昌回答说：“科学是要为祖国服务的，我是学科学的，但我首先是中国人。”

就这样，王淦昌回到了硝烟弥漫的祖国，先后在山东大学、浙江大学任教授兼系主任。被称为浙大“四李”的李政道、李寿楠、李天庆、李文涛都是他的学生。

1937年“七七”事变不久，战火便蔓延到上海，1939年2月，日机轰炸浙江宜山，浙大的礼堂及部分教室宿舍被炸毁。从此，王淦昌便开始了带领浙大学生的迁移生活，最后落脚在贵州的湄潭县。迁移中，为了抗战的需要，王淦昌还特意开了一门“军用理论课”，他自编自讲，学生自由听课。结果听课的比哪门课都多，而且连他自己也没想到，他为开这门课所积累的知识，却在研制祖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的工作中用上了。

湄潭时期的工作与生活都是非常艰苦的，然而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王淦昌也没有停止科学研究工作。

30年代初，人们从贝塔衰变中发现了一种无法解释的现象，有人甚至由此怀疑能量守恒定律了。为了解释这种现象，奥地利科学家泡利提出了存在一种未发现的粒子——中微子假设，但长期未得到验证。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微子不带电，静止质量又接近于零，因此很难在实验中确认它的存在。

王淦昌一直关注着中微子的实验验证，他阅读了大量国际上最新的近代物理论文，纵横比较，掂量，研究，终于发现了可俘获中微子的奥秘之门。但在国破家亡的年代，他无法亲自做这种实验。

他曾设法从比利时买到10毫克镭元素，准备作实验的放射源。然而当时的湄潭连起码的实验设备都没有……

自己无法进行实验，就把它贡献给国际社会。1941年10月13日，他将自己的想法写成一篇论文《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寄到美国的《物理评论》发表了。

王淦昌的文章发表不久，美国科学家阿伦就按照这一建议做了俘获中微子的实验，结论是肯定的，人类第一次通过实验证实了中微子的存在。阿伦是位真正的科学家，他在论文中明确承认他是采用了王淦昌的建议。

这是一件既使人高兴，又让人感到心酸的往事。

新中国成立以后，王淦昌的研究生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先是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副所长，成为物理学部的第一代学部委员，并在宇宙射线的研究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新发现。

1956年9月，王淦昌作为中国的代表，到当时社会主义国家联合建立的杜布纳研究所任研究员，后又兼任副所长，从事基本粒子的研究。

这期间，王淦昌以敏锐的科学判断力为研究所确立了寻找新粒子，包括各种超子的反粒子的正确的研究方向。为发现这种新粒子，王淦昌建立了丙烷气泡室等一系列新的技术手段，大大增强了杜布纳研究所的实验能力。

1959年3月9日，王淦昌从4万张照片中发现了第一张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图像照片。这是在实验中第一个发现的荷电反超子。这丰富了人们对于反粒子的认识，填补了粒子、反粒子表上的一项空白，使理论上关于任何粒子都存在反粒子的预言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王淦昌也终于结束了用自己的智慧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心酸历史，开始亲手轰击微观世界的奥秘之门了。

从杜布纳回国之后，王淦昌便投入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中。当时，陈毅元帅紧紧握着王淦昌的手说：“有你们科学家撑腰，我这个外交部长也好当了。”

早期的爆轰试验是在长城脚下进行的。王淦昌多次亲临爆轰试验现场指挥。一年之内竟在野外进行了上千个实验元件的爆轰试验。1963年11月20日，他又在青海高原上进行了缩小比例的聚合爆轰试验，使原子弹理论设计和一系列实验的结果获得了验证，为原子弹的设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4年4月，王淦昌又来到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深处，参与指挥建造了一座120米高的铁塔，用于放置进行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了。望着冉冉升起的蘑菇云，王淦昌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1969年春，王淦昌担任了九院副院长的职务，当年的9月23日在他的指挥下，我国成功地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

1979年12月，72岁高龄的王淦昌，实现了平生最大的愿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那之前不久，他还与四位科学家一起上书中央，提出发展我国核电的建议。正是在王淦昌等有识之士的呼吁、推动下，在党和国家的支持下，我国的秦山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已经发电了，新的，更大的核电站正在建设中。

80年代中期，为了在高新技术领域赶超先进国家，他又与王大珩、杨家墀、陈芳允联名上书中央，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不久之后，国家863高技术发展计划便应运而生。

王老去世的消息一经传开，立即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唁电、鲜花、悼词从四面八方飞向了北京。这里面有著名科学家李政道、杨振宁、李正伍、李寿楠、王乃彦，他们都是他的学生。他们表达着同一个心声：王老虽然去了，但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王老晚年的学生、我国863计划强激光领域的首席科学家杜祥琬回忆说，王老最后几个月，病情急剧恶化，但他始终惦念着工作，他在病床上谈到神光2工程时，总是说“中国人不应该干得差，要靠大家努力”。12月5日，已十分虚弱的王老吃力地对大家说：“一定能成功！”他就是这样不遗余力鼓励后人，推进中国的激光核聚变事业。34年前，正是他创造性地提出了“用激光引发核聚变”的设想，几十年来，他一直是这项研究的实干家、带头人，是走在这支研究队伍最前头的一面旗帜。

王老多年的秘书凡夫说，王老为人正直，感情丰富而真挚，大家都从内心敬佩他的品格。他处事实事求是，有啥说啥，朴实无华，去年大家祝贺他90大寿，请他讲话时，他说：“买了这么多花篮，不好，太浪费了。”1980年，中国核物理学会召开代表大会，年过七旬的王老主动辞去了学会理事长的职务，从此，许多学会都不约而同地有了一个惯例：理事长均不超过七十岁。这是王老带的一个好头。

王大珩来了，程开甲来了，陈能宽来了，彭恒武来了，60余位两院院士来了。告别队伍拥满了告别室前面的院落，人们胸带白花，含着泪水，默念王老的名字，体味着“以身许国”的内涵。阳光不是漂浮的，它象征着爱国者的无穷能量。